面对变化的世界 一流大学校长共话责任与作为
今天的世界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认为，在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利申请数量多，但专利转化率和产业化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二是科研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篇均被引用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增长的模式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而由于社会观念、价值趋向的多元化，愿意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正在减少。“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在转型发展中必须面对这些社会矛盾，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经济健康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起支撑和引领作用。”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则认为，当前中国大学除了面临外部世界带来的巨大挑战外，大学内部机制体制尚未完善，急功近利风气盛行，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大学职能也在逐步扩展和演进。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程旭认为，一些大学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甚至本末倒置的现象。因此，“明确大学的使命与定位，是推动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准根基、强化核心，实现跨越发展的客观要求”。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程光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认为研究型大学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好市场机制和大学责任的问题。“如果这对矛盾处理不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大学的人才培养。”
研究型大学更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对研究型大学来说，重视科学研究理所当然，但科研与人才培养到底哪个“为王”？
程旭在回顾世界大学发展的历程时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着某些“方向性”的偏差，主要表现为越来越“见物不见人”，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成果高度重视，但对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内心世界的和谐安宁等却越来越忽视。“在任何时候，大学都不能忽略了‘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大学的意义所在。”
“今天的一流大学要更加重视人才培养。”程光旭说，当前有一小部分教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和淡薄名利等价值观逐渐淡化，功利化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部分学生对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认同感逐渐减弱，这些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挑战。“大学的责任或者本质，是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能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格公民。”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校都是以科研指标为导向。尤其在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科研任务都比较重。“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是，怎样使教师关心课堂、关心学生，上好每一节课。”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晓漫说，要更加强调把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并有资源和制度保证。复旦大学从去年开始，对岗位津贴体系进行了梳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教学的质与量在岗位津贴体系里占到非常大的比重。在今年的党代会报告里，复旦大学明确提出，在教师的职务晋升和绩效考核中，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
以学生为本，激发其学习兴趣和热情是教改的关键
近年来，南京大学在调研了80多所国际一流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对本校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专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是以学生为中心，赋予学生最大的学习自由度。具体措施包括实行通识基础上的专业教育、跨学科的专业教育，鼓励学生自主设计专业、早期从事科研等。
清华大学明确提出，将办学资源重点投入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中，实施“优势转化战略”，例如实施“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卓越工程教育改革计划”等。清华大学副校长姜胜耀说，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探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内在动力，使学生不仅在知识、能力的层面，而且在精神、思想的层面有所追求、有所提高，努力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三位一体”。
侯建国介绍了中国科大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做法。建校55年来，中国科大一直始终坚持规模适度、精英教育的理念。“但我们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学生在变，如果我们不改变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就不能适应‘90后’学生的特点，难以培养出好的学生。”侯建国说，中国科大在过去几年里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突破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同时坚持以学生为本，给予学生百分之百选择专业的自主权，发挥“90后”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独立创新能力。
西安交大在改革第一课堂的同时，推行了以人格养成和第二课堂教育为宗旨的本科生住宿“书院制”。“我们强调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尤其是积极营造‘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的书院文化。”程光旭说。
林建华认为，目前教学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能否把教学看成学校的核心工作，老师对教学的投入能否得到保障，传统的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育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大的改变。“这几个关键问题解决不好，其他的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
建立学术优先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至关重要
“研究型大学必须坚持学术优先，坚持基础前沿的科学研究，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为教师提供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侯建国说，在中国科大，对教授没有硬性的考核指标要求，项目、经费、论文等一概不提硬性指标，不与个人收入挂钩，实行柔性的长期考核制度。同时，这些年，我们完善了职称评审、人才引进等工作制度，建立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健康互动的机制，行政权力决定程序的规范与完整，学术权力决定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形成了以学术成就决定人才晋升、以学术潜力决定人才聘用的健康机制。
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看来，大学发展的深层动力源于师生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因此，大学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制度激励”的方式不断激发师生员工的创新活力。近年来，上海交大在“制度激励”的管理理念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着力打造卓越的创新人才成长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文化创新体系，目的是希望完成三个转变：在发展模式上，实现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变；在管理模式上，实现由“学校办学院”向“学院办学校”转变；在激励方式上，实现从“学校要求教师发展”到“教师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转变，其变化的核心就是大学的管理要通过服务变成一个“制度激励”的体系。
“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陈晓漫认为，必须调动两个层面的积极性，一个是院系层面的积极性，一个是师生员工个人的积极性。近年来，复旦大学在教师高级职务晋升时全面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目的是改变原来的学术评价机制，建立充分反映学科的差异性，真正反映教师的学术贡献，以质量、创新、贡献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的激励机制。
程旭十分强调大学的“使命自觉”。他认为，大学使命的核心要素是大学自身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定位，体现了大学的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办学思路、办学原则和办学品位。“综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一所卓越的大学，必定有着强烈的使命自觉，其大学使命已经内化为全体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气质，并成为大学文化的核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则强调，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中国一流大学要有学术自信、文化自信、环境自信、制度自信，要敢于做有开创性的工作，坚持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建设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同时，要有正确的大学评价观，因为对大学的评价不只是排名问题，更是指导大学办学的方向问题。应坚持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相统一的评价，评价体系要引导大家更务实，不能片面地用一些具体的数字和指标来进行评价。“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贡献，才是我国大学最重要的任务。”
服务国家战略与国际化并举，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
清华大学近年来明确提出，要把一流大学建设放到国家发展的大舞台上。“把追求世界一流水平同满足国家战略需要紧密结合，就有可能走出一条跨越发展的创新之路。”姜胜耀说，同时我国一流大学需要进一步拓展开放的胸怀和多元的视野，不仅仅关心中国或中国周边的问题，也要关心并致力于全球的问题解决。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培养的学生应当有胸襟从全球视角、跨越国籍和文化背景来看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科大在坚持巩固和发展理科优势的同时，近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学科调整，更好地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侯建国说，我们一方面通过学科交叉带动工程与高技术学科发展，一方面发挥所系结合优势，构建“科教结合、协同创新”的网络。同时，通过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建设了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探索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此外，中国科大近年来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办学，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著名科研机构的科研合作，并聚焦重大项目，依托大科学装置，以科研的国际化带动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国际化。
“作为国家长期重点建设的大学，我们有更大的责任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陈晓漫说，在刚结束的复旦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学校面向2020年发展的五大战略之首，提出要更加主动、自觉地在国家战略前沿谋大事、干大事，大力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科研组织方式和发展形态的转型升级，通过在服务国家的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带动学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王树国表示，大学的使命也罢，责任也罢，定位也罢，“只要心中装着民族，装着国家，装着人类共同的事业，就不会走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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