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审核: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6-04-28 点击: 3532次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